从严格意义上讲,“人事”与“家事”是有区别的。但人们在使用家事诉讼或人事诉讼时,并没有加以区分,两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各国不论是称为“家事诉讼”还是“人事诉讼”,都是关于亲属法上的身份关系或婚姻家庭纠纷的诉讼,只是其具体范围有所不同。

　　有专家认为：近年来，司法改革对审理家事案件产生负面影响。不少法官坦言，改革淡化了法律维护家庭稳定功能，与民事司法改革伴生的是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弱化问题。相当典型的例子是，由于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法官的中立地位，常常出现妇女一方在面对丈夫的“包二奶”、遭受丈夫家庭暴力等情况时无力举证，因而使得无过错方（常常是妇女）无法获得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况。

　　有的学者对对抗式诉讼对婚姻家庭诉讼进行尖锐批评：“法庭上，在唇枪舌剑的激烈对抗中，当事人之间的隐私和陈年琐事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仅存的感情被愤怒甚至仇恨所代替，亲属因此变成了陌路人甚至仇人，双方针锋相对、锱铢必究，把亲子关系作为诉讼对象和标的进行交易，给子女及双方都留下了深深的伤害。”

　　司法改革提倡当事人对抗式诉讼模式取代国家职权主义要求法官调查取证、注重调解的模式，实际上与西方国家在家事案件的审理中采取的“准国家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不相同，司法改革举措与有效审理家庭案件的矛盾日益尖锐。文英

　　访谈

　　建立家事诉讼制度迫在眉睫

　　湖北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礼仁认为,家事诉讼制度建立十分必要。我国目前的家事案件审判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其集中表现就是“三无”、“多头主管”及“分散审判”。“三无”即无相应的审判程序、无独立的审判机构、无专业法官；“多头主管”就是法院和民政部门都主管婚姻无效、撤销等婚姻纠纷；“分散审判”就是法院内部的婚姻案件实行“民行分立”的审判模式,即一般婚姻案件与婚姻行政案件分别由两个不同审判庭审理。

　　这种审判体制完全不适应婚姻案件实际情况的需要,严重影响了婚姻审判的质量,并使诸多婚姻案件不能纳入法制轨道进行调整,削弱和降低了法律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正面影响力和调控力,导致婚姻案件对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增加，满足婚姻审判实际需要的新体制。

　　王礼仁说,比如亲子关系诉讼(亲子认领、亲子否认等)案件,婚姻成立或不成立、离婚无效、重婚或与婚外异性同居中合法配偶提出的解除配偶一方与他人同居关系案件等,都没有在民事案由中列举。实际上婚姻家庭(继承)案件,可独立确定案由已经达到30多种。婚姻家庭案件类型越来越多,传统的诉讼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以往的离婚诉讼不存在反诉问题,而随着无效婚姻制度的出现,在离婚诉讼中就可能发生反诉问题。因而,对于家事案件,应当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家事诉讼程序。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爱武对家事诉讼程序进行了长期研究。他说,现有的民事诉讼法、有关司法解释虽然对证据问题作了较多的规定,但关于身份关系诉讼的特殊性在证据领域有何特别规定却鲜有提及。这给婚姻家庭案件中的当事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以及公正审判带来了困难。因为婚姻家庭中涉及身份关系的纠纷,大多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如与他人非法同居的事实、夫妻分居的事实等,当事人很难像财产关系纠纷那样比较容易保留或获取相关的证据。这样,依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据原理,身份关系纠纷当事人常常掉入举证迷局，因此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家事诉讼程序是必由之路。

　　观点

　　家事审判需要制度保障

　　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制定过三部婚姻法、两部收养法。最高人民法院还颁发了三部关于婚姻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使婚姻法更具操作性。因此，从立法层面看,我国婚姻家庭实体法的完善以及其中大量程序性规范或原则的出现,为在诉讼制度框架内系统构建家事诉讼程序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根据程序相称性原理,诉讼程序应当与其所对应的诉讼标的相匹配,或者与所解决的纠纷规模相适应。家事案件有其独立的特性或品质,通常诉讼程序对其不能完全适用。婚姻等家事案件的基本属性属于身份关系诉讼,具有高度人身性、社会性、公益性的特点。而通常诉讼程序,主要是关于财产诉讼的程序,用以解决当事人因利益分配所引起的争议纠纷,对于家事案件并不适用或不能完全适用。因而,建立家事诉讼制度,从制度上为家事审判提供保障,已经势在必行。

　　我国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可以将家事诉讼作为特殊诉讼单独设立一编或一章,或者设立单独的家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一个漫长过程,目前，可以先采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家事诉讼程序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定。这种形式较为灵活,切实可行,亦可为制定家事诉讼法提供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