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冯仑的人，未必知道万通地产，正如知道任志强的人，未必知道华远地产。

　　冯仑出了两本书，第一本叫《野蛮生长》，第二本叫《理想丰满》，写尽中国民营资本的过去未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看了之后，说这是同类书中写得最好的。

　　这更像是说书的文字记录。每次他要讲一个主题，就会在公司宣传，谁爱听谁报名，然后几个人一碰头，在书房里一坐，冯仑就开始哇啦哇啦地讲。讲完了录音稿让速记员整理出来给他，他改一遍就算确认了。有人说，他的书很口语化，就跟坐在对面一样，那是因为这些内容就是他讲出来的。

　　但他这些内容也不真是那么随便讲的。“他是一个对文字要求很高，有文字洁癖的人。”一位万通内部人士说，所以他也不愿意让别人代笔，他也看不上别人写的发言稿，这跟他在中央党校任教时对文字和语言有过专业训练有关。

　　镜头面前的冯仑，大都戴副眼镜，穿着西装或夹克，像个大学老师。如果他着一袭中式服装，还有几分仙风道骨。他是最早一批体制内下海的官员，也是当年海南地产市场最早的弄潮儿。

　　冯仑是一个企业家，又被称为NGO（非政府组织）专家、商业界的思想家，身上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他被誉为通晓官场的游戏规则，了解政治的底限，他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哪些可以做了不说，哪些可以说了不做，哪些则是既不能说也不能做的。

　　王石说：“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一位早年在海南一起创业的万通六兄弟之一感叹：身边再无第二人能像冯仑那样，与之聊天快乐而有趣。

　　他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商界和朋友之间，更深入大众。冯仑的话，粉丝们爱称为“仑语”。

　　早期开发商

　　很多人都不知道，冯仑和万通才是中国开发商的鼻祖，是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海南地产泡沫，并从满地骸骨中爬出来的人，当时聚集到那儿的是全国各地最失意和最有梦想、最不安分的人。

　　1988年，冯仑原本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此后人事变动、几度辗转，冯仑跟王功权、王启富、刘军、易小迪和潘石屹六个年轻人啸聚海南，成立了万通公司。“万通”这名字是冯仑取的，取义“路路通”。

　　公司开张后，冯仑是大哥，负责排座次、定规矩、建立思想统一战线，还牵头完成了第一单别墅生意。很多个夜晚，在海风里、椰子树下，长发飘飘、穿着大裤衩的冯仑常做的事，就是找一帮朋友边侃大山边在大排档吃宵夜。

　　那时候正值海南地产水涨船高，开发商“天天过年、夜夜结婚”，万通的业务发展也很快。

　　于是从1995年开始，万通施行多元化战略，迅速把业务分散到北京、上海和长春，冯仑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创业董事，完成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华联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1994年甚至在美国投资了网络公司亚信。

　　万通在几年内总资产增至30亿元以上，一时间风光无二。冯仑回忆说，男人很享受这种东奔西突的感觉，很像半夜急行军时被前呼后拥，感觉最好。

　　但业务整合问题随之而来，万通的家底根本驾驭不了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业务，1995年公司负债3亿元，六兄弟对未来的发展出现严重分歧，冯仑威信受到挑战，这也为后来分家埋下伏笔。

　　在一番痛苦磨折之后，万通决定“自我革命”，按照“舍”字进行瘦身，将非地产主业一概剥离。

　　此后十数年，万通在冯仑的主导下一路尝试了“美国模式”和“嘉德模式”，从纽约世贸中心到台北2011大厦，施行了绿色战略和立体城市等新概念。然而从本世纪初至现在，万通在开发商的队伍中仅排中等，在业务规模上已经退出了第一梯队。

　　冯仑在被媒体问及此事时，显得不以为意：“我现在不拼刺刀，那是因为我拼过刺刀。”

　　从海南地产泡沫中脱身，盲目扩大战线几乎翻车对他此后20年从商做人影响很深，他一直记着成千上万家开发商一夜之间消失的场景。一度，他在书里浓墨重彩描述中国民营企业的各种死法，感叹社会变革的摩擦期充满风险。

　　他一直推崇企业采取反周期的措施，“别人办丧事的时候你办喜事，别人办喜事的时候，你居安思危，做好离婚准备。”

　　他也推崇“商业模式的变革”，认为传统房地产业的特点是“五高”，即高负债、高存货、高资产、高风险、高回报，是没有前景的，开发商的出路应该是走美国模式，向价值链的上游走，做社区型商业中心，做CBD商业中心，变身为服务业、金融业。

　　事实证明，虽然万通所倡导的模式的确是成熟市场的主流模式，但是至少中国在现阶段还是品牌、品质导向下的快速周转为王，而对比万通的保守，中海、龙湖和恒大这样的新兴力量却趁机狂飙突进，后来居上。

　　万通成立20年，正步入低风险、中速度、高回报的成熟期，而这些地产小辈成立六七年，正值敢于做风险决策、一心想做大的青春期。

　　幸运的是，他们赶上了好时候。“这些年来地产市场的确很火爆，可以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万通上市之后只融了一次资，没有资本就没有速度和规模。

　　“老冯温和，因为他没有赌性，王健林则是最有勇气、最有执行力、最勤奋的老板。”他表示，冯是教师出身，王是军人出身，前者没有后者这样强的执行力，在一个市场还存在很多机会的时候，就不会爆发性发展。

　　根正苗红

　　7月18日，冯仑在FT中文网发表“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一文，对柳传志“在商言商”表态进行评论，他对政商关系的表述，比起王石的“铁肩担道义”要温和，比起柳传志“在商言商”又更积极。

　　更重要的是，冯仑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商人。他是“文革”后的第二届大学生，15岁入团，20岁入党，1984年毕业于中央党校，此后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和武汉市经委任职。

　　当时海南农业高技术公司的主管部门领导称他为“红色资本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队伍里的致富标兵”。

　　他主编过《中国国情报告》，著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等，译著包括《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他的灵魂里，三分之二是马克思主义。

　　“刚开始做生意那几年，我睡在地铺上，有很多人进来打量后说，怎么这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但接下来就会说：党培养你这么多年，你不去做科研，变成个体户了。”

　　这样的出身，造就了他的政治敏感度和对政商关系的独到拿捏。

　　冯仑从来不讳言中国的政商关系。他曾在《野蛮生长》中说中国的民营资本附着在国家资本之下，仰官员之鼻息又拉官员下水，巧取豪夺却又进退失据，最终招致“严打”和“清理整顿”，企业破产，老板锒铛入狱。

　　他赞赏荣毅仁的人生智慧，说他一生为共产党和政府做事，出人、出钱又出力，个人谨慎处事，生活节俭，低调为人，结果获得党和政府的“报之以李”。

　　他更赞赏王石的“不行贿”，说这些是守正出奇、阳光经营的价值观，是成熟的专业管理团队应对市场竞争与政府管理体制的成功对接。

　　一个政府里的人曾经对冯仑说：我观察你们这个公司这么多年，发现你们老在河边站着，却从没湿过鞋，拐个弯又回去了，是不是政策水平比较高？冯仑答说，只是听党的话而已。

　　台湾知名企业家辜振甫一直讲一句话：人生就是个舞台（他喜欢唱京剧），最重要的不是上台亮相，而是下台的时候背影要优雅。冯仑的说法是，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死的没有尊严。

　　像冯仑和陈东升、郭凡生、田源、王功权等人被称作“92派”，这些企业家多是体制内精英，在南巡讲话的影响下，选择了“下海”。和草根企业家、互联网新秀相比，这代人思考得更多、更远，更多是一种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

　　“他是一个风险偏好不高的人。”上述业内人士表示，也许是出身原因，也许是年龄原因，也许是经历使然，冯仑跟现在奉行狼文化的很多民营老板不同，他相信只有好人和聪明人能活下来，绝不做那些容易犯错误的事情，过分取巧、过分投机、过分变通、过分违规的事，都不做。

　　王石曾说过，到现在为止，万通的人不管是离开的还是留在公司的，没有一个是因为钱被抓起来的。

　　2004年4月，万通地产自成立十年来首次扩充资本，泰达集团全额认购万通地产增发的3.08亿股，成为万通地产最大的股东。这是一家国有资本。

　　与同政府打交道相比，冯仑更喜欢做一些NGO和公益的社会活动，万通主张理性慈善，即通过公益组织，提高公益效率，然后企业持续地捐款——每年上市公司捐利润的0.5％，非上市公司捐1％。冯仑个人参加了包括阿拉善公益机构和世界未来基金等组织。

　　“总体来说，公益和慈善对企业而言不是速效救心丸，而是一个保健品，不是吃了就起死回生，但是经常吃虫草、燕窝，对身体一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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