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吴仁宝来说不同寻常,这位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江阴华西村老书记,于这一天收下了几位“徒弟”,其中有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之子沈彬、波司登董事长高德康之子高晓东等人。

　　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史上颇具戏剧色彩的一页。老一代饱含“政治情怀”的乡镇企业家,和数位曾留学欧美并被外界贴上“富二代”标签的企业少帅盘膝而坐,他们的交集引人遐思。

　　柳传志当时也在场,他问吴仁宝的儿子吴协恩:“你对‘富二代’持什么态度?”这位已经45岁的华西集团二代掌门人抿嘴一笑说:“第二代一定会超过第一代的……社会不必担心‘富不过三代’,最起码江阴的第二代没有问题!”“最起码第二代没有问题”,吴协恩既给自己打了气,却也留下了一丝惆怅。在一个政经体制急剧变革的年代,家族传承无异于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将家族产业做大做强的一把利器,却也可能成为一块绊脚石。

　　而若将视野拓宽到新中国60年的长河中,普通中国人的财富创造方式和财富观,不断发生着更为剧烈的变化。一个平民创富的时代正在到来。

　　兴奋与宿命纠结的年代

　　吴仁宝和鲁冠球的“政治情怀”与变通能力的结合,使得他们在财富创造年代到来之前就已如鱼得水“平民创富”在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帷幕的30年中,显然是一个“不可能的词汇”。1953年10月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几乎将个体工业和商业领域的私人资本与财产收编殆尽。4年之后,私营和个体经济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从建国初的近七成,下降到了不足3%。而经过196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文革浩劫之后,个人经营性财产就像恐龙一样———灭绝了。

　　中国内地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是于1980年12月11日颁发给一位名叫章华妹的浙江姑娘的,不过,早在1969年那年,有两个人不经意间已拿到了开启一个隐性创富时代的金钥匙———吴仁宝和鲁冠球。彼时吴仁宝41岁,而浙江小伙鲁冠球仅24岁。

　　吴仁宝当时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已12年,他于这一年偷偷创办了一个五金加工厂,而正是这一次“地下行动”,使得20年后华西村有机会成为了中国轰动一时的“亿元村”;而年轻的鲁冠球在1969年同样没有想到,自己筹资与几位同乡合办的毫不起眼的打铁铺,正是日后“万向系”这一偌大的产业和资本王国的原点。

　　华西集团和万向集团2008年的营收分别为451亿元和408亿元,居“中国企业500强”的第99位和第112位。吴仁宝现在不时仍会发表一通“为人民服务”的高论,而鲁冠球在2009年7月8日万向创业40周年的纪念纪念日上,不请领导,不办酒席,却不无深情地发表了题为《将“奋斗十年添个零”进行下去》的讲话。

　　如果说吴仁宝当年的地下五金厂开工无阻得益于他的支部书记身份的话,那么鲁冠球办打铁铺便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平民创富者”,当然,鲁冠球顺利迈出第一步与受到当地公社的支持同样密不可分。

　　和其他出生于1949年前的创业者或乡镇企业家有所不同的是,尽管吴仁宝和鲁冠球均有着一定的政治情怀,但他们的变通能力要更强一些,这便使得他们在一个财富创造的年代姗姗来迟时,无论进退都能分得一杯美羹。吴仁宝亦常拿当年天津大邱庄“庄主”禹作敏为镜鉴:“他应该多听听群众意见和领导意见”,而为应对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吴氏父子通过购买债券以及股票及期货投资的形式来对冲风险。“我们还是只猴子”,鲁冠球谦逊地说。而“鲁式猴经”的精髓是———选择性蛰伏,或曰“一保一放”。“保”是指保守,也指与当地政府之间维持一种长期的“联盟”关系———不过红线,但通过“多予少取”为以后的变通作烘托;“放”是指扩张、多条腿走路,以及“少食多餐”式的海外并购。1991年,万向产值过亿。这一年的5月,鲁冠球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同时引发海内外震动的,还有一位比他大5岁、名叫牟其中的商人在这一年用轻工产品从俄罗斯换回来四架民航客机。牟同样是平民创业者,不过,他的“政治情怀”太深了,以至于8年后受到羁绊锒铛入狱,而在狱中仍念念不忘将来重见天日后重新树起“南德”的牌子。

　　和鲁冠球同岁又同乡的另一位商人———宗庆后,也在1991年书写着自己命运的传奇———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成立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几年后,他又不假思索地引入达能等合作伙伴,不过,这也成为日后闹得不可开交的“达娃之争”的发端。尽管宗庆后最终占了上风,但他大打民族牌的作法也招致了颇多非议;而支持者则说,这并非宗庆后的错,而是一个时代和一个群体的宿命。

　　创造性破坏的边界

　　尽管山寨革命听起来难于与信息革命及新能源革命同置一个台面,但从财富创造层面来看,它们却是不分伯仲的———均属创意和趋势性产业,以一撬十的财富杠杆原理浸淫肌理。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近100年前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视企业家为创新的主体,并称其作用在于“创造性破坏”———通过创新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来获取超额利润。

　　如果说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平民创富”具有某种时代宿命的话,那么上世纪最后10年中国企改制和由IT产业引发的全球新一轮信息产业革命,以及如今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新能源热潮,则于更宽阔和更深远的空间和范围内为创富提供了契机,而规则的并不明晰又给愈演愈烈的“创造性破坏”找到了一个发泄通道。

　　生于1975年的彭小峰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创富代表人物。多数人惊诧于一个有点木讷、原无做劳保产品贸易的江西小伙,怎会在短短几年会摇身一变当了一回中国的“能源首富”。但这却是事实———从彭小峰与江苏新余官员提及光伏产业,到赛维的工厂投产和获得注资,再到赛维登陆纽交所不久后彭小峰以400亿元身家成为胡润能源富豪榜首富(2007年),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

　　施正荣是另一位能源大腕。与彭小峰的白手起家不同,科学家出身的施正荣并不属于“平民创富”的行列,但他的创富速度同样值得一提,从2001年无锡尚德成立到2006年登陆纽交所,5年时间施正荣的身家暴增至逾150亿元。值得关注的是,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在《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的文章中,把这一神话的基因归因为资本全球化推动下的“西技东渐”。不过“西技东渐”也带来了“山寨现象”的如火如荼。和彭小峰同属兔、比他大12岁的天宇朗通董事长荣秀丽打造的“天语”手机,三年内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占到了近两成,甚至超越摩托罗拉,成为仅次于诺基亚和三星的三强品牌之一。2008年,天宇朗通的销售额超过50亿元。“山寨现象”引发了各界的热议。不过最后无疾而终———重要的不是山寨的存在,而是如何看待它所带来的变革。

　　其实山寨热潮并不是新生事物,2000年,“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到重庆拜访62岁的尹明善,尹毫不忌讳地告诉胡,他的战略之一正是打擦边球———公司名称“力帆轰达集团”之“轰达”,即为“Honda”(本田)的谐音。而当胡润走进一车间时,更是大吃一惊———一辆本田摩托车躺在地上,被大卸八块,力帆的技术人员正在研究和学习本田的技术与构造。

　　力帆轰达集团于2001年就改名为力帆集团了。不过,尹明善的擦边球战略延续至今,2009年上海车展上,他的新车型力帆320因外形酷似宝马“Mini”而再受争议。此时,山寨现象已风靡大江南北,力帆总部所在的重庆市几个区县也在争着组建重庆的“山寨基地”。“我觉得山寨现象里面有巨大的智慧和创新,”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说,“山寨企业的模式,和欧洲名牌手机制造商把产品放到亚洲生产的模式,实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山寨在价格上更便宜,老板从洋老板变为土老板……我们应认真研究山寨经验,造就一批山寨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