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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秀进入自己的“PE时代”

2013-10-11 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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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选秀这个充分竞争的市场里，原有的空间被更多职业音乐人填充，以类VC的方式打造璞玉的市场空间慢慢闭合，选秀也进入了自己的“PE时代”。

　　王磊卿从2013年春节之前就开始忙碌一个新项目“中国梦之声”，他的同事们几乎走遍了全国的艺术院校、唱片公司，还有录音棚、酒吧、地铁，招募选手的那几个月就像节目组的大考。

　　如果从2004年湖南经视的第一届《超级女声》算起，选秀也走到自己的第10年。李宇春从“超女”的舞台走到“快男”的评委席，那一场草根造星运动也变成一场永远不可复制的传奇。

　　现在选秀已经生长出更繁茂的枝叶，被各家卫视奉为自救良药，插在自己的田地里，也把每年的暑假运作成选秀季。仅这个夏天，就有20多档音乐类选秀出现在全国各家卫视，宣扬着各自的独特和差异。

　　但经过这些年，对于选手水准的期待被大众的审美拖拽着迅速提升。那些适合舞台的草根选手资源被一轮一轮掠走，近乎荒芜。在现在选秀的舞台上，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二三线明星、签约艺人、音乐制作人，他们被邀请甚至被争夺。王磊卿和“中国梦之声”只是这一波争夺大潮中的一个侧影。

　　钟伟强，香港乐坛资深音乐人，1977年曾与张国荣一起参加亚洲歌唱比赛，并获得冠军，签约“丽的电视”，也曾与谭咏麟一起组建乐队；姚贝娜，华谊兄弟音乐公司签约艺人，5年前已经是CCTV-MTV音乐盛典内地年度“最具潜力歌手”，2012年演唱宫廷剧《甄传》主题曲《红颜劫》，发行同名专辑《姚贝娜》，2013年，他们都站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出现在《中国最强音》的阿兰·达瓦卓玛，2007年正式在日本出道，曾在亚洲各地演出，并收获许多荣耀，甚至被称作在邓丽君与王菲之后，成功进军亚洲市场的中国女歌手；而信乐团的新主唱刘文杰，前赤子乐队主唱张彦博也成为2013年的“快男”选手。

　　在更多职业音乐人开始使用选秀平台的时候，选秀也自然的逐渐远离草根，就像所有行业在最初经历过的面对草根的开放，在经历一场充分竞争之后，门槛和标准就会潜在的运行，选秀对于选手的要求已经不是普通草根选手可以给予的，机会曾在他们面前打开，但也同样会趋于闭合。

　　选秀的重新定义

　　2004年对于综艺节目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全国卫视都在复制着《快乐大本营》式的明星游戏，抑或《超级访问》式的明星真情。在那个明星综艺的时代里，湖南经视的《超级女声》却为自己打上“无门槛”和“平民主义”的标签，对抗所谓精英路线，也曾经将娱乐的大众化极致的展示在那个舞台上。

　　宋柯曾回忆最初几届超级女声，湖南卫视提供的选秀平台成为有梦想的草根汇聚的地方，“那是一个草根造星的纯选秀时代，学员如果不会跳舞，节目组可以教你跳舞，没有舞台经验可以教给大家表演”。而那些女生们大多来自四川音乐学院、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之类的艺术院校，带着学生的身份。

　　《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是《超级女声》最初的模仿对象，它限定选手年龄16～24岁，美国合法居民和无演出经验者，比赛范围限于流行歌曲。也是那个时候，被定义为没有舞台经验，但又有独特的歌唱风格的草根与选秀被自然的视为同类。

　　电视行业内竞争被原创内容的缺失逼进一个残酷的死角，想要从同期20多档类似节目中胜出的念头也衍生出更为功利的需求，就像王磊卿说的，现在的选秀是一个表演的秀场，而不是培训学校，“节目需要借助评委和成名歌手制造话题，也需要高品质的表演吸引观众，毕竟观众已经不会再给电视太多的时间”。

　　音乐学院的老师、当地音乐人、唱片公司总是导演组最重要的联络人，导演们需要在每个赛区都找到唱功与舞台表现兼备的种子选手，并给予特别关注，而他们那里有选秀需要的选手资源。网易音乐每年都会为选秀推举旗下音乐人，而唱片公司也总会被询问是否有合适的音乐制作人，编曲或声乐老师可以参加选秀。

　　朱蕙梅之，2011年《花儿朵朵》南京唱区冠军，那年5月，《花儿朵朵》节目组导演到杭州挖掘种子选手，经过当地音乐人糯米推荐，导演找到了她，作为节目组的种子选手。非科班出身的选手王睿在准备2012年《花儿朵朵》成都唱区50进20比赛的时候，“那些种子选手已经被花儿朵朵官方微博推送了许多次”。

　　朱迪，索尼音乐华语部宣传总监，曾在《超级女声》、《快乐女声》、《花儿朵朵》等多个选秀节目中担任评委，“选手水准的水涨船高”是他这些年来最明显的体会。就像他说的，“在现在的选秀舞台上，真正的草根并不多，音乐其实是有门槛的”。

　　寻找好声音抑或者寻找偶像，其实在所有选秀的出口处，所有的选秀评委都是在寻找适合市场运作的签约艺人。但为艺人出版一张专辑，从购买音乐版权，录音，拍摄MV，整个过程需要投入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而唱片的销量总会在万张以内。

　　音乐公司依靠唱片赚钱的时代已经结束，公司自然需要艺人更加多元，他们需要有唱功、会跳舞，也需要形象好，可以接广告代言。“如果仅有演出一项，那么这个艺人的价值回收渠道就太过单一了”，这在朱迪看来也是创作型歌手成为音乐公司首选的原因，“一个不断产出作品的艺人和一个不断消费作品的艺人”，唱片公司的选择总是遵循商业的准则。

　　有选手曾将选秀比作“少数明星种子和许多草根陪练的故事”，这或许有些太极端，可即便选秀的报名通道是向所有人开放，节目和市场却在无形中构建起一套严格的标准和门槛，普通草根选手在与专业歌手的对决里，他们中的更多人都会被打败。

　　选秀已经从草根的盛宴变成明星的战场，《中国好声音》那些专业歌手们正在复制去年那一场音乐盛宴，甚至更耀眼了些，7月12日央视索福瑞全国网收视率记录下的首播收视率已经达到3.516，而《快乐男声》虽然一如既往坚持“无门槛”的草根偶像养成，但没有了场外投票，也失去了曾经握有的稀缺性，同一天“快男”全国50强第一场收视率仅有1.282。就像一个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点，总会生出许多不恰当和颓势。

　　选秀是音乐人的机会这几年里，已经有更多的职业音乐人进入选秀平台，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和声编曲，他们带着各自的考量。

　　有人想传达自己的音乐精神，也有人希望成就自己关于音乐的那个梦，“但如果在好声音的舞台上，能够赢得几位导师的转身，改善他们当下的生活境况”，网易音乐频道主编丁博觉得，仅此一点就已经足以打动他们参加比赛了，至少有机会走进大众的视野。

　　2005年，移动运营商的短信业务走到自己的巅峰时代，也成就了那一场全民娱乐的深度参与，那一年李宇春得到《超级女声》全国总冠军，将自己的经纪约签与天娱，也与太合麦田订立5年唱片约。也是那年，传统音乐产业的衰弱猝不及防，音乐人不得不面对原有“生产—消费”模式的颠覆，忍受传统音乐载体“唱片”销量的一落千丈。

　　丁少华，2012年《中国好声音》选手，他认为，“音乐人大多生活在梦想的糖罐里，一直坚持那份内心的骄傲，也更想在唱片模式里有尊严的以艺术为生”。直到现在，他的很多朋友依然做着发唱片的梦，“可是花费几十万做出的唱片，除了满足自己的梦想，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为它买单”。

　　曾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数字音乐终究没有为音乐人带来真实的价值，互联网的音乐收费被提及却也依旧被放置，唱片公司在过去的10年里，不得不面对音乐人的外流，而那些带着梦想进入的新人则更难以在这个圈子里立足。

　　丁博身边有许多那样的音乐创作者，他们写的歌以2000～3000元的价格被一次性买断，不管它们在网络下载和商业演出中获得多大的收益，这首歌跟创作者永远都没有关系了，“圈里有很多音乐人多年一直挣扎在圈子的边缘，他们的收入很微薄，无人知晓”。

　　这个时候选秀是他们需要的机会。在“好声音”之前，丁少华曾在2007年参加《我型我秀》，也在2009年得到江苏卫视《名师高徒》亚军之后签约金牌大风，发过单曲，曾红过一阵子又归于平寂。但丁少华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赛专业户，“音乐人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的，只是积累到了适当的节点，就必须找到平台释放自己”。

　　尽管在“好声音”中止步16强，但参加完比赛之后，丁少华真的接到了更多的通告和商演，当然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故事。吉克隽逸的商演价格在去年年底已经达到42万元一场，吴莫愁、李代沫等第一季“好声音”选手的商演价格也超过了30万，商业演出和广告代言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在北京朝阳区青年路珠江罗马嘉园一带，北京的音乐圈里很多年轻的音乐人聚居在那里，丁少华的许多朋友都有了自己的签约公司，但看到丁少华现在的境况之后，许多人对于选秀也从排斥到动心，“音乐人总需要寻找机会成就自己，而只有让大众知道，自己的音乐才能有出路。”

　　于是我们看到了王凡瑞，民谣摇滚圈里的创作歌手，签约太合麦田，十几年来演过愚公移山、成都小酒馆、大理酒吧，出入各地的音乐节，但这一次他在山东卫视《中国星力量》，作为这一档“明星养成真人秀”的选手。歌浴森、关喆、刘昊霖、山野、金志文，许多音乐制作人和从业者最终都选择站在选秀的舞台。

　　即便谁也不能再把选秀与音乐产业之间画上任何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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