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行人把它戏称为“旁氏游戏”，外行人把它叫做“击鼓传花”。人们坚信总会有人来兜底，最坏的结果不会落在自己头上，这便是眼下很多投资者对所谓的中国“地方债”的理解。

　　7月底，国家审计署宣布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明确将“新举债行为”列为排查重点，“新债”是指2011年至2013年6月新形成的债务。这个最新迹象表明，中央政府担心地方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庞大的借贷规模将对国家经济构成整体威胁。在理论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无权举债，但现实情况却是“地方债”泛滥，虽然国内外各个机构都曾预测统计过，但数据大相径庭，然而但其暗含的风险是却被一致公认的。风险究竟是如形成并积累的？风险究竟有多严重？风险可控吗？从长期角度如何防范风险？本刊与中金公司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顾侃（长江商学院FMBA2013级学员）探讨之后，试图勾勒并解释这些庞杂的问题。

　　风险发端

　　“宏观经济的任何一个现象的发生都与每一个参与的微观主体的动机有很大的关系。”顾侃对《长江》记者说。

　　从地方债务生成的根源来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或许是根本原因之一。目前，中国的几大税种，消费税、关税、75%的增值税等都归中央政府所有，中央政府的财政比重占政府总财政的55%，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仅占22%左右。中央政府取走了更大一份的蛋糕，尽管后续通过转移支付，部分资金会下拨到地方政府。但中央对地方规定的建设和民生任务很具体，很琐碎，很困难，不会划拨项目所需的全部资金。此外，除了“规定动作”，在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需要上马一些政绩工程，也需要很多资金。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在现有常规的财政体系下将捉襟见肘，甚至入不敷出。

　　但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允许赤字运行的，也不能进行法律上的借贷和融资。于是，一大批由地方政府发起，通过注入土地收益、股权、管理资产等组建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全国。地方政府通过这些平台向国有银行借贷，把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领域等。

　　风险攀升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地方政府负债更多的是功能意义上的，比如公共服务、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的投入不足，没有演变为平台型企业的大规模债务。

　　2008年以后，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而且要求地方政府提供1:1配套资金，这几乎是变相鼓励地方举债，地方投资平台如久旱逢甘露，数量疯狂暴涨。在政策后的不到两年内，各地大大小小的融资平台达到8000多家，仅2009年，官方统计的贷款余额就高达7万多亿元。根据财政部数据，2008年到2011年期间，地方债规模增长了近60%。机器一旦快速转动起来，便很难短时间停下来。

　　风险的积累和攀升不光是地方政府的“冲动”，也有银行的“暧昧”。从各大银行向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比可以看出，银行贷款向各类融资平台倾斜。2009年时，央行和银监会曾联合发出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

　　从2010年开始，银监会就已经着手处置地方政府平台贷款的风险问题，当初推出的措施是分类管理，严格控新降旧，总量控制。表面上，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通道基本堵住了，不过在中国，政治压力肯定盖过审慎信贷原则，那些所谓的国家重点工程，或者是有权势人物作为背景的项目，银监会是撑不住压力的。

　　更重要的是，这只是扬汤止沸的做法，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冲动依然强劲。从2011年开始，信贷通道关上后，城投债、基建产品信托、银行理财等融资工具异军突起，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持续接棒。如今，借助各种所谓金融创新工具，地方政府平台的债务风险已经蔓延到金融体系的各个角落。一旦某个环节或者某个地区出现支付危机，将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风险可控？

　　根据统计局2010年的数据，“地方债”余额是10.7万亿元，而大部分学者负债余额认为在20-30万亿元之间，国际信用评估机构的预计甚至到达50万亿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