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被江永雄笑称“好比在学校里当值日生”的工作模式下，轮值的副会长除了24小时不能关机外，还要协助会长承担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真正为北京的台商做更好的服务。

　　他出生在宝岛台湾的一个箱包制造世家，25岁时，他承载着父辈的期望把皇冠带到了大陆，并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将皇冠做成了如今这般名声显赫的品牌。2010年他又精心在北京前门大街打造了“台湾映像”（台湾魅力老街）文化商务区，将台湾主题的旅游、商业、文化、教育融为一体，为大陆民众全方位展现宝岛台湾的特色文化魅力。他就是北京市台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永雄。如今，坐镇北京市台协的他，依旧秉承“扩大服务层面，为在京台商提供更多服务”的理念，积极推进着台协的工作。因为他有“当台协干部，就要有当值日生的理念”。

　　“理事长轮值”独具特色

　　来到“台湾映像”街区，并没有和往常一样见到那个在桌边收拾忙碌的身影，刚送走一批客人的江董还没有来得及喝上一口茶便又急急地接了一通电话。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挂断电话后，江董微笑着致歉，“台协会这周是我轮值，所以会不断有电话打进来。”

　　原来，北京市台协本届理事会启用了一个新的工作模式，那就是“理事长轮值”。由于下了班以后台协的电话是空的，为了保证不让一个紧急事件没有人去处理，轮值的副会长便24小时不能关机。“半夜有电话来我都要接。”江永雄说，“台商如果询问台协的事情我能回答就回答，不能回答的我们会再请他们到协会来，给他们进一步的答覆。”

　　北京市台协作为首家在大陆成立的台资企业协会，自1990年成立以来始终以服务会员、推动京台经济交流与合作为宗旨。如今，协会已经成立21周年了，新一届理事会的成员们都有一些共识，那就是希望能够真正的扩大服务层面，能够为在京台商做更多服务工作。

　　在这个被江永雄笑称“好比在学校里当值日生”的工作模式下，每周轮值的副会长还要能够协助会长承担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比如接待，比如去参加各种活动。“如果这一周或者这两周就是你轮值，这个时间段刚好有什么活动，那你就一定要去处理。”江永雄解释道，“因为毕竟协会是大家共同的，所以大家要来共同承担。”回想以往，会长一个人处理各种事务到处跑来跑去非常辛苦，而很多副会长自己本身却好像感觉无所事事。“我们觉得这样也不好，所有工作都落到一个人头上其实很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协助会长承担一些工作。”

　　为协会注入“活血”

　　在台商眼里，北京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作为首都和政治中心，在京的台商尽管数量不多，但却显得极为重要。在中央和北京市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市台协无论是在做会员的发展，还是在做一些社会工作，都显得比较谨慎、小心，所以一直没有很快速的去发展。因此协会一直在想办法转型。

　　“你知道我们这一届有多少位副会长吗？”江永雄笑道，“一共33位。”跟以往比起来增加了近50%的副会长进来！“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增加这么多副会长来干什么？就是希望能够真正的为北京台商做更好的服务。”

　　新一届大刀阔斧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台商们的广泛回应，除了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台商之外，协会吸引了众多的小企业台商，人才济济。说起本届的“强大阵容”，江永雄兴奋地说，“我们这一届真是各式的人才都有，有搞文创的，有专门做社会工作的，我们的副会长里面也有专门帮青少年，带青少年到处比赛，做一些台生的工作。”“虽然有一些企业并不算是知名企业，但是大家都很有热忱来做协会的工作，我们也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来协助工作，为协会加持。”

　　如此之多的副会长也成为了执行“理事长轮值”模式的有利条件，虽然每位副会长在轮值的一周里会很辛苦，但是三十多位副会长轮值，一个周期算下来，也不会给各位副会长太大的压力。

　　“其实一个协会能够健康的发展是需要一些活血不断地融入进来。”江永雄说，“本届台协跟以往比起来最大的区别就是副会长的人数更多，也更年轻化。从这一届的人员安排来看，我们觉得还蛮健康的，安排的还是蛮齐全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一届能做够做出一些比较好的成绩让大家眼睛一亮。”

　　聊起台协近期的活动计划，江永雄又很开心的说，“台协的活动在不断创新。比如以往中秋节就是把在京的一些台商、台生以及台胞请来，大家一起聚聚餐，让大家拥有回家的感觉。而今年我们就比较特殊，因为在台湾，中秋节的特色就是烤肉。今年我们就把一些原着民的文化融入进来，做了一点应景的东西，比如说请原住民来做现场的烤肉、烤香肠，或者组织一些原住民的舞蹈表演，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如此看来，新一届的理事会为了给协会制造点“活血”还真是别出心裁。“以后我们都将考虑针对每一个不同的族群做一些新的尝试，比方说这一次是原住民，下次可能是客家，再下一次可能是闽南，这样让每一个族群都可以融入进来。”“但是增加新的东西只能一步一步的来，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很大很大的变动，恐怕大家也不一定适应的了。”面对未来的工作，江永雄显得细心谨慎又信心满满。

　　北京作为大陆的政治中心，从商业角度讲并非如长三角、珠三角那般繁荣。在北京的台资企业都很两级，要么是特别大的企业，如金融业、航空业等驻京代表，要么是文创和服务业等一些特别小的企业，制造业相对稀少。如此特殊的产业布局使得在京台企同样面对土地、劳动力及各种资源能源价格的上涨等问题时，承受的压力不同于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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