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是自由的颜色。而李银河所做的，就是争取这样一种被制度和习俗剥夺过多的“人的自由”，无论这种自由，是关于性，或是其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和王小波轰轰烈烈谈恋爱的“文艺女青年”，到在学术圈被誉为“中国波伏娃”的观念前卫的性学家，再到网络时代在性别话题上饱受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李银河经历了公众眼中一次又一次的身份转换。年长一些的读者大概更熟悉的是作为王小波遗孀的李银河；性少数群体把李银河奉为英雄和“带给人间温暖与光明”的普罗米修斯；但在社会主流性观念和道德观念面前，李银河更是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知识分子。公共领域对学者出身的李银河来说就像一个荒岛，她所习得的“常识”一直在“挑衅”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而她就像个孤军奋战的斗士，被非议、被攻击，但仍然心平气和地守护着她的战地，期待社会观念的进步，期待被更多人所理解。

　　性权利

　　注定被指手画脚的研究

　　“性学家”是李银河在学术界最主要的身份。她早年在美国取得社会学博士，归国后师从费孝通，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此后便开始了她在中国研究“性别”、“婚姻”、“同性恋”之路。费孝通先生对她的学术生涯影响非常大，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就步上费孝通先生开创的“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学”道路。她在实地调查中分析了大量个案、描述了形形色色的个体经验，展现出了这一群体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身份。

　　这部1998年出版的研究著作也开启了中国学界把同性恋群体作为文化研究的先河，为之后近二十年中国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开辟出了大量空间。在李银河、潘绥铭、张北川等性学家的推动下，社会对这个性少数群体的宽容度越来越高，同性恋在这个时代可以更骄傲地走进公众视野，至少是年轻人的视野。中国是一个过度性压抑的社会，“性”这件事在中国社会中以各种各样的姿态，承担着不同程度的污名。李银河一直没有停止为我们被制度和习俗剥夺过多的“性权利”疾呼，她经常引用自己的精神偶像福柯的观点，“多元人际关系模式是未来的趋势”，并感叹，“我们社会中的人际模式是多么可怜呐！”

　　网络时代又把这位学者拉到了更为广泛的公共视域之中，李银河跳出学术圈，在博客里的通俗化写作使她的观念和言论更有效地散播了出去，但也更大范围更有力度地冲击了公众的价值观。习俗就像一个痼疾，它不止伤害着被无形剥夺性权利的人们，也一直伤害着这个性权利斗士。最令人难过的是，她难以得到那些她为之疾呼的人们的理解。多年来，李银河对此最沮丧也最激烈的一次在博文中的表达，也不过像一句抱怨，“好心被当成驴肝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