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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的文化差异
2013-10-30 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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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这些西方领导力大师的思想，有许多的确是普遍成立的道理，也契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领导实践。领导力在本质层面的东西，在东西方并无根本的不同。这大概也是一些领导力大师，大胆宣称自己的发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因吧。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极客和怪杰》中，本尼斯及其合作者在界定了四种领导力品质后断言：“一旦我们界定了这些基本的领导力品质，我们就意识到：这些是在一切的文化和情境下的领导力品质。它们就是支撑和定义领导者的特质，不仅是在我们所处的数字时代，而且是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公共舞台，每一个商业舞台。”
然而，我们必须要承认文化差异。在《跨越文化浪潮》一书中，来自欧洲的两位管理大师冯?特姆彭纳斯和查尔斯?汉普顿-特纳已经雄辩地论证：由于跨文化的差异，不存在一种最好的管理和领导方式。在库泽斯和波斯纳对领导力品质进行的调研中，我们也看到了明显的文化差异。
既然领导力是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人际关系，而领导者和追随者都有各自的文化背景，而且这种关系也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也可以大胆地断言：在领导力的领域，我们应该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声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说法。
美国内部的跨文化差异的例子
马奇曾经举了一个车祸的例子，来说明组织的有效性问题。我想借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文化差异不仅存在不同国家之间，即使在一个国家之内，也存在重大的文化差异。马奇说，如果发生了一起导致数人受伤的车祸，你在美国的不同地方会看到不同的景象。
如果车祸发生在佛蒙特州，住在旁边房子里的人会继续给自己的花园浇水，不想干预别人的生活。车祸的伤者会继续躺在地上，不过其隐私不会受到打扰。
如果车祸发生在佛罗里达，人们会站在四周，抹着眼泪安慰伤者，告诉伤者他们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难过。
如果是在纽约，人们和伤者之间会大吵大闹，争论到底是谁的过失。
如果是在加州，人们会和护理人员一起到现场，带着最先进的设备，还会有一个公共心理治疗师来抚慰伤者的精神创伤。
如果是在爱荷华州，在警察赶来之前，附近的居民已经用自己的车把伤者送往最近的医院，而且邻居们已经在清洁街道。
假设你正好在现场，试图有效领导对这次车祸的处理，那么在美国这五个不同的州，你不可能采取同一种领导方式。
东西方以及亚洲内部文化差异的例子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我们思考重大问题时，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因素。2008年10月我和“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谈到中国的毒牛奶事件，有过如下的对话。
科特勒：“在日本，如果一家公司的总裁遇到丢脸的事情，有时会剖腹自杀。羞耻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羞耻在中国是个大问题吗？”
刘澜：“不，我们有不同的文化。”
科特勒：“如果羞耻感不起作用，那么罪疚感呢？”
刘澜：“说不准。罪疚感更多是在西方文化中。”
科特勒：“那么面子呢？面子问题在你们的文化中也不明显吗？”
刘澜：“面子是我们的文化。不过面子问题主要发生在认识的人之间，比如朋友之间和社区之中。”
在这段对话中，科特勒试图通过中国文化跟日本的“耻感文化”和西方的“罪感文化”的不同，来理解毒牛奶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企业家该怎样对待。中国是什么文化？学者李泽厚曾经概括为“乐感文化”。我在这里无意也没有能力从文化的背景分析毒牛奶事件，但是我肯定，文化背景影响了企业家的领导方式。
双环理论
在我和柯林斯的对话中，也谈到了文化差异，谈到柯林斯的思想是否适用于中国。柯林斯说他相信是适用的，相应他的发现是超越产业和环境的人性的因素。
在对话的最后，他要求问我一个问题：“我很好奇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角色。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你是有影响力的思想的传教士和翻译者。”我说对，首先我是一个信使，传递来自德鲁克、本尼斯、他以及其他大师的思想。我承认他的思想中有对中国适用的部分。
但是我说：“文化仍然起重要作用。比如，你说苏格拉底是最伟大的老师，在中国我们认为孔子是最伟大的老师，他们的教法有所不同。”我还说，很可能中国的企业和企业领导者会采取一些和西方的企业和企业领导者相同的模式，但是在某个层次上，他们必须而且也必将发展出自己的模式。而发现和发展中国的管理模式和领导思想，是我的另一个使命。
听了我这番话后，柯林斯好像多少转变了自己的思想：“你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两个环。一环是中国的思想，另一环是来自美国的思想。在中间有重合的地方，是在中国、美国都适用的人性的思想。我的确相信，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有着超越自我的雄心壮志的领导者能够最终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也有不重合的地方，两个环只是部分重合。在中国那一环中，也许有一些关键的事物不在重合处，但却是精彩、独到的原则，而且是中国式的。我很喜欢你的说法，就是你的角色是同时在重合和不重合之处工作。”
我相信西方的大师们有“此心同、此理同”的思想，对中国的领导者有启发和指导的作用，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本书的原因。但是，我也相信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因此，我希望大家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能够不时地掩卷沉思，脑子里也要像柯林斯一样，出现两个环。
德鲁克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是包括柯林斯、圣吉在内的许多大师心目中的“英雄”。德鲁克明确指出，管理奠基在文化之上。他说：“因为管理是要把人整合起来从事共同的事业，所以管理奠基在文化之上。在德国、英国、美国、日本和巴西，管理人员的任务都一样，可是这些不同国家的管理人员完成任务的方法却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管理人员面对的一个基本挑战是，在自己的传统、历史和文化中找出能发展管理的因素。”德鲁克不主张强调管理和领导的之间区分，因此他所说的管理中包含领导。
德鲁克接着说：“其实，为什么日本的经济成功而印度却相对落后？主要原因就是日本的管理人员可以把外来的管理观念移植到本国文化里成长。”德鲁克的话，也是对中国的管理者、领导者的要求。除了我已经为大家提供的一些“沉思题”之外，大家还应该沉思这样的问题：这种说法产生的文化背景是什么？适用于中国吗？适用于我所在的环境和组织中？如果我想要实践，是否需要加以改造，以适应我本人的具体情况和所在的具体环境？
现在，请大家在十位大师的指引下，开始你自己的领导力的“沉思”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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