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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们如何检测决策直觉
2013-10-31 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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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执行官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前提是通过四项测试。

  领导者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时候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与心理学家盖瑞克莱因(garyklein)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场谈话,并以《战略决定:什么时候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为题发表在2010年3月的《麦肯锡季刊》上。我们通过研究错误决定发现,领导者无法避免判断力受到直觉影响。他们所能做的是找出可能发生偏差的情境,强化决策过程以降低决策后果的风险。

  直觉以一种综合的方式获取积累下来的经验,这样才能做出判断,并在不经任何逻辑与意识思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在驾驶时不小心开出黄线或看见一辆车猝不及防地转弯时的反应。我们的肢体顿时警觉,并立即打方向盘——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该如何作出恰当反应。

  当我们作出更轻松的决定时,大脑似乎也在以相同的方式通过直觉工作。事实上,决策神经学的最新研究表明,人类的判断是由对于记忆里的情感标签的无意识衡量触发的,而非有意识的利弊衡量。我们先是感觉到某物——通常早于我们有意识地思考某物。就像最近一位人脑学领域著名学者评价的那样:“我虽然不知道你的话有什么逻辑错误,但听了之后让我胃里直翻腾。”

  正因为那些正面与负面感情能够无意识地施加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人们很容易得出领导者绝不应该相信自己直觉的结论,认为领导者应该仅凭客观的逻辑分析作出决定。但是,这条建议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类无法摆脱直觉的影响。直觉能够影响我们适应某一情形的方式,能够对我们正在分析的选择施以好恶,能够让我们寻求某些人的建议,同时忽略一些人。直觉能够鼓励我们在某一领域搜集更多数据,在另一领域则区别对待。直觉能影响我们在决策上投入的时间和努力。换句话说,即便我们尽力做到理性分析,直觉仍然渗透在我们作决策的过程之中。

  这意味着要想避免做出主观决定,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何时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并确信这时的直觉将会唤起合适的经验和情感。以下是四项测试。

  1、相似度测试:你有没有经历过同样或类似的情景?

  相似度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采取的是模式识别。如果我们存有足量的恰当记忆以供扫描,那么我们的判断结果很可能是正确的,例如国际象棋大师可在六秒之内走出一着好棋。这里的关键字是“恰当”,因为许多灾难性的决定源于误导性的体验。例如,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马修布鲁德里克(matthewbroderick)将军于2005年8月29日作出的决定——在卡特琳娜飓风来袭后推迟启动联邦应对措施。

  为判断相似度是否恰当,我们应该考察某一情景下主要的不确定性。我们是否有充分的经验来对此作出正确决定?布鲁德里克当时面对的主要不确定性是防护堤是否已经决口,以及新奥尔良市居民面临着的危险有多大。不幸的是,他此前的飓风体验仅来自于海平面以上的城市。他依此作出的反应(即等待“地面状况”消息)结果被证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盖瑞克莱因这种事前预防式(premortem)的方法,能够找出项目可能失败的原因,有助于呈现出不确定性。但我们也可以把不确定性全部列出来,然后看看我们是否有充分的经验来对其作出正确判断。

  2、反馈测试:在以前的情境中,我们是否曾收到可靠的反馈?

  先前的经验要想有用,我们得从中学到过正确的经验教训。每作出一个决定,大脑会为该决定分配一个正面情感标签,将之记录为正确判断。因此,如果没有可靠反馈,一个即使客观评估会列为错误判断的结果,情感标签也会告诉我们是正确的。例如,如果换工作的决策影响尚不明朗,或因信息过滤而无法接触坏消息,我们都无法收到反馈。正因如此,那些喊着“领导最英明”家伙才分外危险——他们经常消除反馈过程,而反馈过程对发展恰当的情感标签至关重要。

  3、情感量测试:在我们经历的相似或相关情境中,情感量是否恰当?

  每份回忆都有情感标签,但有的回忆承载的情感量远高于其他回忆。如果某个情境带来了高量情感,判断可能失衡。例如,由个人经验得出狗会咬人是一种情感量,而幼年曾被狗严重咬伤完全是另一种情感量。前者有助于人狗交流,后者会令人即使面对最友善的狗也胆战心惊。

  又如某位董事长开过一家公司,该公司在俄国做生意时曾经遭受过惨重损失。如今他开了新公司,但面对大力拓展俄罗斯业务的提议,他显得很警惕。同时,他也意识到那次经历可能导致主观判断。所以即使他觉得有必要把担忧告诉他人,但还是通过董事会做出了最终决定。

  4独立性测试:我们是否可能被不恰当的个人利益或私人关系所影响?

  假设为某组织的办公楼选址时有两个选择,如果其中一个能便利自己,我们应该小心。潜意识会为更便利的那个地址分配更多的正面情感标签。因此,公司才会在召开董事会时采用标准做法,要求在某一具体决策上涉及个人利益的董事会成员退席或暂不投票。也因为这样,才有了广为流传的习语“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私人关系也是同一个道理。例如,当审计员被要求向哈佛大学的教授证明,经过职业训练后,他们能够在不考虑审计员与公司之间关系本质的前提下得出客观的审计意见——事实证明他们做不到。

  如果某一情境无法通过以上四项测试中的任何一项,为降低糟糕结果的可能性,我们需要强化决策过程。办法一般有三:加大管理力度,拓展经验与数据,增加对话与质询。一般说来,强化管理即否决一项提议,为最佳防护措施。但由于这一过程既难建立,维持起来成本又高(如美国参议院或典型的公司董事会),所以往往选择经验与数据,或者对话与质询的方法比较经济。

  90年代,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jackwelch)已经知道在发掘因特网生意时将会遇到艰难抉择,所以他选择了以经验克服潜在主观意识的做法——聘请一名比他本人年轻25岁的私人网络顾问,并鼓励他的高级经理也这样做。为应对并购决议中的主观因素,沃伦巴菲特(warrenbuffett)推荐在兼并交易中引入额外的质询环节以对抗成见。每当有公司提议以股份抵充一部分购买价格时,他都会启用“反交易顾问”。这位顾问要想获得丰厚报酬,必须说服巴菲特放弃这笔交易。

  世上没有万能的防护措施。这些事前预防式的方法有助于呈现不确定性,但无法剔除个人利益。追加数据可以挑战假设,但无法改变受强烈情感经历所影响的决策。要想改进决策,需要仔细思考那份直觉可能令人失望的原因,还要考虑每个情境中的最佳防护措施。永远不要忽视直觉,只不过要分清楚何时依赖,何时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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