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刚开始，北上广等房地产价格遭遇了一场暴涨，国家虽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调控，但是由于买房的人依旧很多，房价一直居高不下。

　　所以当你为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拥堵车流而焦躁；为这个城市的扬尘和喧嚣而皱起眉头，只是意味着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对很大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抱怨也是一种奢望，他们依然要经年努力奋斗，寻找更实惠的“住处”，从市中心的“蚁穴”或者城市边缘的待拆房，在物价飙升的时代努力降低生活成本。城进不来，只能寄期望于在老家也购置下产业，为了下一代，为了养老。也为了一些难圆的梦。

　　2016年4月3日，深圳市福田区一栋高层住宅楼的露台，一位住户正在打理她种植的葱苗，远处的矮房子是一个名为皇岗的城中村，和高层电梯楼相比，同样面积的房子租价往往只有一半左右。

　　现在还和妻子各自分居在集体宿舍的周文才，2011年的时候也曾考虑过在北京“安居乐业”。当时他能拿到近7万元的年薪。但没想到，就是在这一年，被称之为“京十五条”楼市限购政策与之前暴涨的房价击碎了周文才买房梦。他甚至没有满足条例第一条对连续纳税与社保的规定。

　　“这是一种怎么努力都没希望的感觉，等到干不动了，我就回老家，北京待不下！”周文才谈到未来时显得十分焦虑。

　　2016年4月10日，北京，厨师周文才与工友们在集体宿舍吃夜宵，妻子在一旁的小床上听他们聊天。

　　2003年，16岁的周文才从老家沧州来到北京打工，他选择了学厨。他想的就是上手快，能有一技傍身，更看中这一行包吃包住传统。随着连年厨艺的提高，周文才已成为各家日料店老板“挖墙脚”的对象，薪水也水涨船高。所以2011年，他才冒出了在北京买房置业的念头。

　　因为政策原因断了买房的念想，他只能努力存钱。2013年春节，周文才难得在家多呆了几天，“突然发现父母老了，村里的房子也旧了。两个姐姐都已出嫁。再过几年爸妈该需要人照顾了。”这一年年底，他拿出计划用来开店创业的20万首付，贷款在老家沧州市内买了一套2居室，为将来父母养老用。

　　一晃，单身小伙也到了成家的年纪。2015年，周文才迎来了爱情与事业的双丰收，此时他已年薪过10万，在一家新开的日式铁板烧店当上了行政总厨，与一名在附近健身房上班的甘肃姑娘结了婚。但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新婚的甜蜜小两口就不得不面临住房的困难。

　　2016年4月10日，北京，由于当天宵夜太晚，周文才与妻子挤在宿舍单人床上凑合一夜。

　　在他们工作的朝阳区住房均价早已突破每平方米5万元。一套住房动辄2、300万元。哪怕一居室的房子租金也要4、5000元。不得已，小两口只能分居在各公司的员工宿舍里。“宝贝计划”被无限搁置，他与妻子商定婚后还是继续住宿舍，不买衣服，不出去吃饭，“这样每年能存个6、7万，要是有了孩子就得自己去租房了，老婆到那时也没有收入。”

　　暮色降临，当北京东三环已经堵得一眼望不到尽头，周文才开始了一天最忙的时刻。这家开在艺术社区的日式铁板烧店，光顾者大都衣着风雅，在铁板间滋滋的烤肉声中高谈阔论着艺术与交易。虽然近在咫尺，周文才却无法参与到客人们的话题中。他紧盯眼前的牛排，这是一项需要掌控微妙的料理艺术，片刻分神都会让铁板上新鲜的食材变得味同嚼蜡。而为了能站在顾客前的此刻，周文才已经奋斗了整整13年。

　　在这座城市，他仍然没有安全感。过了年，老家的房价从每平方米5000多元涨到了6000元。

　　在周文才看来，工资增长的幅度永远赶不上城市物价的飞涨。

　　上海钟点工：租个房都被“捅”到外环外

　　一间15平方米的平房，没有空调、网络和淋浴设备，地处上海城区与嘉定之间的江桥镇星火村，2016年，这间房的租金是每月600元。钟点工赵丽琴的“家”就安置在这里。原本用作厨房的这一小间，一道帘子就算隔出了卧室和客厅。但家当都归置得整洁有序。

　　赵阿姨2007年刚来上海做保姆的时候，每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能挣1200块。温和开朗的她很快适应了上海的生活方式，深受雇主喜欢，工资也随之不断上涨。到今年，赵阿姨做钟点工，做六休一，每月工钱能达到6000元，其中2000元用于日常开销，剩下的钱则攒起来存银行拿利息，“绝对不敢投进股市”，她说。

　　也曾有人给赵阿姨推荐过市中心定西路上的一间出租屋。“10个平米，1000块，卫生间和洗澡间还是四家人合用的”，她感到不可思议，“在上海（市区），有卫生间的房间都得1，2000块钱，太贵了。”

　　2016年4月9日，曹安公路边上的江桥星火村。一对居住于此的外来打工夫妇准备将大葱销售到市场。

　　与许多外地来沪打工者一样，赵阿姨在房价的节节攀升和城区的拆迁改造双重“逼迫”下，不断向更偏远、更便宜的郊区迁移。用她苏北兴化的方言说，她是被“捅”出来的。从中环与外环线之间的真光路，每月租金250元，到旧屋拆迁挪到外环线以外的建新村，每月360元。三年后，当她再次遭遇拆迁，只好继续外迁7公里辗转到江桥镇星火村，每月租金600元。

　　“我的房子在星火村里属于中上水准，”她说，“我就看中这间平房门前干净，出太阳的时候里面也可以晒的到。我老乡们租的还没有我好，有的住的还是300多的。”赵阿姨很满足现状。

　　2016年4月8日，上海，钟点工赵春琴在一户人家做钟点工，工作之一是帮着遛狗。

　　早晨倒完马桶，每天赵阿姨会在7点20分左右出门，骑50分钟的电瓶车去市区长寿路上的第一个雇主家里工作。没有淋浴设备，赵阿姨便在屋里用桶接水解决洗澡问题。冬天，她也会去15元一次的公共浴室。“家”的门上没有钥匙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插销和一把挂锁。

　　根据星火村村委会提供的信息，目前在星火村的5800多名住户中，超过九成是外来务工人员。而原先住在这里的本地上海人则大多响应动迁政策，搬到了对面曹安公路新盖的高层商品房，而将村中自家的老旧住宅拆分成一个一个单间出租给赵阿姨这样的外地的打工者们。这些打工者中，不乏同赵阿姨一样，在房价的压力下不断从中心城区被“捅”到这里的。

　　2016年4月9日，曹安公路边上的江桥星火村。

　　如今，星火村正加大拆迁力度，可提供的居住面积随着地铁14号线的建设进程而不断缩减。同时，根据2016年3月25日上海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购房缴纳个税或社保年限由满两年提高到了满五年。

　　在最近的一轮房价上涨过程，当地动迁房从年前的1.5万元至1.8万元一下子跳到2.5万元每平米。但对赵阿姨来说，上海二手房交易市场的火爆跟她并没多大关系。打从来上海第一天起，赵阿姨就没想过在上海买房子，“几百万，想都不敢想。一年打工才多少钱，攒不起来的。”赵阿姨工作的地点，不乏位于黄金地段面积200多平方米的豪宅。“一个卫生间都有我这个房间大了。”赵阿姨瞪大着眼睛比划着，自己都乐得哈哈大笑。

　　2016年4月9日，钟点工赵春琴骑车穿行在前往下一家做工的路上。

　　赵阿姨的老家在苏北兴化一个小县城，房价多年维持在2000至3000元左右一平米，涨势颓靡，“捧在手里都卖不掉，还要贴上当初的装修费”。她今年52岁了，每天工作8到10小时，穿梭于5位雇主家之间。她说，再做8年，做到60岁左右，拿出存款补贴儿子一点钱在家乡买个房子，回乡终老。

　　一天，赵阿姨洗着碗，突然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这人啊，想要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太难了。”

　　深圳房产中介：没想到只有房子只赚不赔

　　岗厦村是一座位于深圳中心城区的城中村，周围高楼林立。和带电梯的住宅楼相比，城中村素来以一线天、脏乱差闻名，但地段便利，租价相对偏低，成了不少初来深圳，或中低收入者的首选。村口的广告栏上，密密麻麻地粘满了各类信息，昨天刚贴的广告，第二天可能就被覆盖上两三层新的纸张。

　　从随身携带的旧布袋里掏出胶带，重新贴上自己细心誊写的租房广告，房产中介刘维显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接听电话，带客户看房，温言软语，笑面迎人，他要将手头的房源尽快推销出去。

　　2016年4月13日，岗厦村，刘维显在帮客户搬家，刚租出去的这套房子只有十几平方，月租1500元，他从中提成750元，还需交给房东200元。

　　2002年，36岁的刘维显从烟草局辞职，带着3万块，离开老家福建永安来到深圳，打算将老家的农产品运到这里转卖。他想好好干几年，闯出一番事业来，就在岗厦村租了这个4平米的床位，月租300元。来深圳的14年，刘维显一直租住在此。

　　最初的尝试并不成功，之后他进了一家公司，学习空调安装维修，一干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间，深圳的房价也以他始料未及的速度，迅猛上涨。

　　2002年买房还是0首付，单价只有4000元上下，相比老家永安1500元左右的房价，并不悬殊。“当时完全有能力买，但想着攒够钱一次性交付，还能省下利息。”现在回忆起来，刘维显百感交集， “这些年我也不是没赚到钱，只是没用在点上。”

　　日复一日辛勤工作，到2011年，刘维显攒下了30万块，打算和留在老家的弟弟合作开公司继续做农产品贸易，试图改善祖祖辈辈贫困的现状。“那时我俩每晚都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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